第一节  汉字的起源

 

一、建立汉字起源假说的原则和依据

 

  历史发展的总规律是越远古越缓慢,人类经过漫长的蒙昧野蛮时期,逐渐进入了文明时代。现今史学界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而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文字的产生和应用。因此,我们从一般逻辑判断,一种文字总是在蒙昧通向文明的转折点上诞生,这应当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

  世界上文明的发生都在大河流域,因为,水源和动植物给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可能的生态条件。中国的文明在黄河流域诞生,它是独立发展的。汉字──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独立产生的,它和埃及圣书字、古代苏美尔文字、原始埃兰文字和克里特文字等,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汉字和这些古老的文字一样,都经过由图画文字到表意文字的阶段;而它与其它古老文字不同的是,那些古文字在演变中有的停止使用而丧失了生命力,有的变成了拼音文字,有的甚至不可识读,被外来文字取代,唯有汉字,没有停顿地被使用至今,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有着日渐严密体系的表意文字。

  既然汉字发展的历史没有中断,那么,我们沿着它踏出的足迹向上追溯它的起源,应当是可能的。但是,现存最早的汉字甲骨文产生在殷商时代,距今大约有三千四百年的历史。它已是一种有着比较严密体系的文字。小屯的殷墟文化,仅从它相当发达的冶炼技术和铜器、陶器、玉器上的艺术纹饰看,便可以确定它已是高度发达的文明。所以有人说,如果把殷墟文化看作中国文明的诞生,那就未免有点像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就有了白胡子。近年来,在西安市郊区长安县花楼子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一批刻在骨笄、兽牙和兽骨上的刻符,据说已经清理出单体文字十多个。这一文化遗址属龙山文化晚期。有人把这些刻符也称作甲骨文,而因此把甲骨文产生的时代推前了一千多年。但是,从汉字学的角度看,殷墟甲骨文是一个成熟的文字体制的专称,在没有证实长安刻符与殷墟文字的历史源渊关系时,我们不能把凡是刻在甲、骨上的符号都称作“甲骨文”,而把它和殷墟文字挂在一起。

  我们完全可以推测,甲骨文产生的时代,恐怕不会处在中华民族由蒙昧走向文明的路口。汉字在进入甲骨文之前,必定还有一段相当长的历程。但是,沿着甲骨文再向前追溯,可以证实汉字历史面貌的文物与文献还不够系统和充分,因此,对汉字的起源,只能以不连贯的历史证据和依照发展逻辑的推测为基础,建立科学的假说。

  建立关于汉字起源的假说,首先应当弄清,原始汉字处于什么状态就算已经产生了。考古学家们认为,只要发现了一种有标示作用的符号,就可以确定为汉字起源的初阶。文字学家们认为,文字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原始的标记符号必须脱离了任意绘形、任意理解的阶段,产生了一批具有约定的意义、可以记录语言中的词──也就是有了固定读音──的单字,并且可以开始进行字料的积累的时候,才能算已经产生了。要达到这个状态,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条件。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生产组织进一步严密,居住点与政治中心确立,继承法定,才使口语的局限变得日益突出,超越时间与空间限制的文字才不得不发展起来。另一方面是文字发展本身的条件。文字正式产生以前,必须有一批可以书写、可以传递的图画或符号,可以用来演变为字符,有了这些可以称作“前文字现象”的材料为基础,才有创造文字的可能。我们综合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的看法,在讨论汉字起源问题时,取一个时间上线与下线的幅度。这个幅度或许会有一两千年,但这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说,仍然是十分短暂的。

  汉字究竟何时起源?起源时的情况如何?我们是根据以下四种材料来进行推断的:

  ㈠、根据世界文字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来推断;

  ㈡、参考对历史有折射反映的神话传说

  ㈢、根据仅有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的书面文献记载;

  ㈣、根据已经发掘出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的考古资料。

 


二、世界文字产生时的一般状况

 

  人类生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异地的交往扩大,异时的记忆量增多,口头语言的局限急待克服,这时,首先可以用来传递信息的是具有记号性质的实物。结绳和契刻这两种记事方法几乎遍及各大陆。根据记载,古埃及、古波斯、古代日本都曾有过结绳之事。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考察,近代美洲、非洲、澳洲的土人,我国的藏族、高山族、独龙族、哈尼族……也都有用结绳记事的风俗。秘鲁的土人用数条不同颜色的绳,平列地系在一条主要的绳子上,根据所打结或环在哪条绳上、什么位置和结、环的数目,来记载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的人口数。这表明,结绳确实是历史的遗存。至于刻契,主要用于战争和交换,在超越空间限制传递信息上,功能大于结绳,但记事的功能更弱,历史的普遍性也较差。不过,以齿记数的作法,对文字的产生也会有启发,作为前文字的一种现象,也是可信的。我国西南某些少数民族(如基诺族),在四十多年之前还一直使用刻木记事的方法。但这些方式只能是对自身记忆或双方默契的提示,对毫无关系的两个人,不加有声语言的解释,便不具交流思想与交际的性质。有些实物经约定后可以作为固定意义的信号。例如,中国古代的虎符,必须契合才有传递命令的作用。《孟子》记载,依照周礼,召唤守苑囿的虞人要用皮冠,如用旌召唤,虞人可以不去。这些,都是原始人实物传递信息的方式在军事、政治上的残留。这种方法,也只能用于特定的场合,传达极为单一的意义。

  一种可以用于较大范围又能传递较多信息的手段,必须使接受信息的人与发出信息的人想到的是同样的事物和内容。在人类文明的起点上,唯有写实性图画可以起到这种作用。因为,写实性图画是现实生活的再现,它具有独立的说明性,而且,不同的图画所具有的区别性,可以使不同的信息得以区分。所以图画用于传递信息,是文字的源头。而用图画来传递信息,开始时有些近似绘画艺术的作用,靠的是它的直观性和形象性,绘形越细致,给予对方的信息量越大也越准确,越能沟通信息的发出者与接受者。图一的四幅连续图画被称作图画文字信。

 

三、有关汉字起源的记载和传说

 

  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关汉字起源的文献记载,最早来自周秦的典籍,而且大都是传说,有的还带有神话色彩。但是,神话与传说有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根源,往往是某些历史现实的折射反映。关于汉字起源的历史旧说,并不都是无稽之谈,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信传。尽管这些传说并非汉字起源历史面貌的详尽写实,但是,它们对推断汉字起源前后的状况和推断汉字起源的大体时间,都是很有价值的。

  有关文字起源的传说,大体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关于前文字时期的传说,另一类是关于创造文字本身的传说。从这些传说中,我们可以窥见原始汉字发生的因由,以及由原始汉字向成熟的文字体系过渡时的一些历史状况。在这些传说中,结绳说与仓颉造字说最值得我们注意。

  汉字产生以前,中国曾有用实物记事的阶段。结绳和刻契是其中的重要手段。结绳记事的说法首见《易经·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 。”《庄子· 箧篇》也说:“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留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根据这两个说法,上古有很长一段时间都用结绳记事,神农氏是用结绳的最后时代。至于结绳这种记事方法如何施行,《周易正义》引《虞郑九家易》说:“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人们把结绳与文字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人类创造结绳记事的方法与发明文字的想法是很一致的。一件事情要想保留在人的脑子里,只有在记忆所能达到的时间和准确度之内,才是可能的。但记忆的延续时间和可负荷的容量都是有限的,只有用外部的标志来提示它。人们在相互约定某一事情后,也需要有一种客观凭据以便长期遵行。前者是记录某种思想内容,后者是记录某种交往内容,使这些内容超越时间的限制,这正是激发人类发明文字的动因。也就是说,到了结绳时代,文字产生的主观要求已经具备了。结绳的可区别性很低,只能用结大结小来标记大事小事,像秘鲁土人用不同颜色的绳并在一起,再加上颜色与结绳位置的区别,最多也只能传递十几种至几十种信息,所以,它的记录功能是很弱的。但是,它既有治事的作用,后来又用于约誓之事,能够“各执以相考”,因而也必然具有一种约定的内容;原始社会的人群活动范围还不很大,对记事符号的交际功能要求不高,突破语言的时间限制比突破空间限制更迫切一些,结绳作为一种视觉的记事符号,在记事的数量和明确性上虽然极为寥寥,但它是一种成功的尝试。从结绳到文字,虽然发展了几千年,但在性质上,距离已不很遥远。结绳说既有后代民俗作为确证,又可从历史发展的逻辑上分析出它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时间错乱的“八卦”说,虚玄的“河图洛书”说,是不可能与结绳说同日而语的。

  在有关创造汉字的传说中,仓颉造字说,是一种有价值的传说。这种传说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的文献里。《吕氏春秋·君守》说:“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荀子》、《韩非子》也有关于仓颉造字之说。到了秦汉时代,仓颉造字说流传更广,影响更深。《淮南子·本经训》有“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的传说。李斯统一文字时所用的课本,第一句就是“仓颉作书”,所以称作《仓颉篇》。把前人传说吸收后加以整理,正式写入早期汉字史的是东汉的许慎。他在《说文解字·叙》里说:“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 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又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文心雕龙·练字》沿袭许慎的说法,才有了“文象立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的名句。

  对于仓颉造字说,过去的历史学家们着眼于考证仓颉是否实有其人,如果有,大约在哪个年代。由于确凿史料的缺乏,很难得出结论。而在我们看来,仓颉造字说的可取之处,主要在于它说出了汉字起源的一些道理,许多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首先,这种传说把结绳与仓颉造字衔接起来,认为在“庶业其繁”以后,结绳无法适应更多、更快地记录、传递信息的需要,人们必须探索新的方式,创造更多的相互区别的符号,来记录更多的信息。在“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的时代,人们从鸟兽蹄 之迹得到了“依类象形”、“分理别异”的启示,逐渐创造了文字。这个说法是可信的。

  其次,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也是有道理的。文字产生在国家形成过程中,首先是政事往来的需要。所以,汉字形成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应是与文字有密切关系的巫史。史与文字的关系,也可从汉字构形中得到证实:

  甲骨文“史”作    ,后来分化为“史”、“吏”、“事”三个字。《大盂鼎》的“ 事”(御事),卜辞称“ 史”,是殷周治事之官。卜辞中“贞史”是“问事”,“史贞”是“事问”。正见“史”、“事”是一字。“史”字从“中”,“又”是手,以手执中正是史官的形象。“中”是簿书、典册。《礼记·礼器》:“因名山升中于天”。是讲 祀时烧柴,置玉帛于其上,同时也连文册一起烧掉。“中”是文册。《周礼·秋官·小司寇》:“岁终,则会群士计狱、毙、讼登中于天。”“登中于天”就是写在天府的登记册上,“中”即“册”。《周礼·春官·天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郑众注:“治中谓其治职簿书之要。”所以,“史”是书写、收藏簿书的官,他们是直接并大量使用文字的人。

  仓颉是史官,因集中使用原始文字,得以对群众自发产生的字符加以规整。《荀子·解蔽篇》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对“壹”字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解释作“专一”,把《荀子》这句话理解成:“仓颉只是众多好书者中由于用心专一而最有成就的一个”。又有人以“壹”为“同一”、“统一”,认为《荀子》这句话应当理解为仓颉整理过文字。其实,《荀子·解蔽篇》所说的“壹”指正道,也就是正确的规律。“壹”与“两”相对,不受邪说的蒙蔽叫作“壹”。荀子认为,后稷之于稼,夔之于乐,舜之于义,和仓颉之于书一样,都是因为专门从事某方面的工作,从而掌握了正确的规律,才能独传。仓颉是一个因为集中使用文字而摸着了它的规律从而整理了文字的专家。在汉字从原始文字过渡到较为规范的文字的过程中,他起了独特的作用。可以推断,这样的一个人,在汉字起源阶段的晚期,一定会存在的。

  “仓颉”出现的时代,应在原始汉字有了一定数量的积累阶段,也就是中华民族由蒙昧走向文明的初期。说他在神农氏之后的黄帝时代,是因为黄帝代表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黄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发源时代,至于具体的时间,是不足为据的。

四、有关汉字起源的考古资料

 

  传说毕竟不是确凿的史料,汉字起源的确切时代和起源的状况,曾经那样模糊。近六十年来,现代考古的谜一个个从地下揭晓。关于汉字的起源,也有了更多的考古资料显示了蛛丝马迹。

   殷墟甲骨文产生在商代后期,约为公元前十四至前十一世纪。这时的汉字已经是可以较好地纪录汉语的文字系统。这种汉字的实际面貌表明,它不但经过相当长时期的积累,而且经过某种程度上的整理规范。那么,在此之前的汉字是什么样子的呢?

   从商代后期再往前,推到商代前期。考古学家认为,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中找到的被称作二里岗文化的商代文化,与殷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它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750至前1350年范围内,早于安阳小屯殷商文化三百多年。在翻转的地面上,曾发现三件有字的骨,其中两件各有一字,另一件有十个字。考古学家认为是为练习刻字而刻的,它的形制与殷墟甲骨文差不多,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在使用甲骨文。二里岗文化的陶器和陶片上也刻划符号,都是简单的刻文,刻在陶大口尊上。河北藁城县台西商代遗址里也发现了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号,其中一部分比商代后期略早一些。江西清江吴城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符,也早于殷墟四百年左右。这三处的陶文,有的与汉字很相像。

五、关于汉字起源时代的推测

 

  由图画传递信息到产生图画文字,再由图画文字和花纹图案的表义成分转变为约定符号以至记词符号,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就是文字起源的过程。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古老文字的这个过程,大约始于新石器时代而止于有史时期的开始。从所获得的资料看,汉字的产生就其上下限而言,也正是在此时期内。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已出土的文物中,没有看到作为汉字前身的用图画传递的信息和图画文字,因此,汉字起源的上限难以从实际上确定下来。现在能够提出的根据,最远的只有公元前4000年左右属于仰韶文化的彩陶纹,以及时间与此相近的属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刻符。它们的时代,都在新石器时期的中期,可以暂时把这一时期作为汉字起源的上限。从理论上说,汉字起源的上限也许比这还要早些,那要等发现新的考古证明时再向上推移了。至于汉字起源的下限,我们可以从小屯殷墟甲骨文往上推测。当图画文字与陶器花纹中的表意图案演变为记词字符,汉字由零散的、个别的字符逐渐积累,达到一定的数量后,再通过人为规范,成为一种文字体系。这一过程,如果跟记词字符产生的那段过程相比,应当是短一些。这不仅是因为,生产和政治的发展都越来越迅速,更因为起源阶段具有多元性(由于部落不同,可能有多种原始文字存在)、自发性、群众性的特点,而初期发展阶段却是在少数集中使用汉字的人手中,自觉进行的。小屯殷墟甲骨文已是能够完整记录汉语的文字体系,这个体系形成的开端应当在夏商之际。《尚书·多士》记载西周初年周公的话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就是说,商人在灭夏时,已经有了记事典册。从古史文献也可以看出,夏代是中国第一个有完整世系流传下来的朝代。那么,汉字字符开始积累的年代,似可估计为夏初,也就是公元前2100年左右。

第二节  商周时代的文字

 

  人世间的万事万物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汉字当然也不例外。我们说汉字从产生而一直沿用至今,并不是说这种文字符号及其系统千古凝固、一成不变,一出现就是现在这般模样儿;相反,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汉语的发展,作为记录汉语的汉字符号系统,在几千年的使用过程中,从字符的构形到书写体势,前后都有过几次重大的变化。不过,这些重大的变化是由渐变积累而成的,并非陡然的突变。就是渐变也总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循序演化、有其轨迹可寻的,既没有造成前后时代的断层,更没有改变整个文字系统的根本性质。正因如此,以汉字为载体留存下来的各种历史文献,即便时代再久远,也还可以释读。

  汉字的研究,首先是对汉字本体的研究。汉字的本体是什么?就是出现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并被广泛使用的不同字符形体,即字体。人们平常所说的真、草、隶、篆,就是对历史上各种不同字体的概括称谓。我们在研究汉字的历史发展,首先必须对各种不同的字体有个初步的了解和认识,把握住它们各自的特点,然后才好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比较,从而彻底揭示出汉字历史发展的规律。下面我们按照时代的先后,分别介绍几种最为重要的字体。这一节先介绍商代和西周的文字。

 

一、殷商的甲骨文

 

  殷商的甲骨文是殷商时代的代表字体,它因刻于龟甲、兽骨(主要是牛肩胛骨)之上而得名。殷商人迷信尚神,事无巨细都进行占卜以问吉凶。占卜之后,他们把占卜的日期、占卜者(贞人)的名字、占卜的事情,有时还连同后来应验的结果,都刻在该次占卜的龟甲或兽骨上。于是这种刻有文字的甲骨片便成了这一时代的一种特殊的文献资料。随着殷商王朝的灭亡和殷都(在今河南安阳市小屯村)的夷为废墟,这批文献资料被埋没于地下三千多年。据说后世当地农民在耕地时,不时有所出土,但没有引起重视,时常被人当作“龙骨”售予药肆作药材。直到1899年才被一个名叫王懿荣的人发现并认定为商代的遗物。从此便有人开始收集并拓印其文字进行研究。学者称这种文字为甲骨文,称这种文字所记录的语言为甲骨卜辞(图1)。

  殷商甲骨文这一珍贵文物的发现引起了世界学人的重视,国内外许多人为着不同的目的四出搜寻,大肆抢购。自1928年以后,中国政府在安阳殷墟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获得了大量有字甲骨。到目前为止,先后出土的甲骨总计已在10万片以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汇集1899年以来80年间所出土的、包括公私收藏及流传海外的殷墟甲骨文共41956片,由郭沫若主编印成《甲骨文合集》。另外,考古研究所70年代在殷墟发掘所获甲骨文4589片,也编印成了《小屯南地甲骨》,这两部大书,著录了现今存世的绝大部分甲骨文资料。

  殷墟甲骨文的出土问世,在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这就是方兴未艾的甲骨学。我国的老一辈学者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陈梦家、郭沫若、于省吾、唐兰、胡厚宣等等,都曾对甲骨文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为甲骨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甲骨文是现存中国最古老而又有系统可寻的汉字。现在已发现的甲骨文单字有3500个左右,其中可识者大约占1/3。从已识的字来看,传统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四种具体的造字方法在甲骨文的构形里都已具备, 殷商的甲骨文不仅具备了为后世所沿用的多种造方法,也有了较为明确的造字条例,而且还初步形成了以独体初文为基本构件、以不同的造字方法为理据、以不同的组合方式为区别的汉字构形系统。这个构形系统为后世汉字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殷商甲骨文毕竟还处于汉字发展的初级阶段,还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因此它具有明显的早期汉字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有:

  ㈠、相当多的字还保留着明显的象形性。早期的汉字是以象形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画成其物”的象形字,尽管经过了高度的概括和抽象,成为了记录语言的特殊符号,已与图画有了本质的不同,但是物象(所指事物外观的大致形象)依然存在,有时为着增强作为文字符号的区别度,其物象的特征还着意地加以突出。比如  (豕)与  (犬),着意突出尾巴下垂与上翘的不同;  (牛)与 (羊),着意突出犄角上直与下曲的差异;  (象)与  (马),则着意分别突出其所特有的长鼻和长鬃。当这些象形字作为基础构件与另外的构件组合成新字时,它们的象形特征也同时带入了新的字中,比如  (臭)、  (牧)、  (为)等等,这就使得许多为抽象概念所造的、原本无形可象的字也带有了浓厚的象形色彩。

  ㈡、许多字尚未定型,异构字根多。甲骨文还很不规范,字的构形与书写带有相当大的任意性,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①象形字可有取象视角的不同和绘形笔划多少的差异,例如“龟”有  与  之异、“虎”有  与  之别;②有的字可以反正无别或顺序无别,例如“人”可写作  或  ,“至”可写作  或  ,“五”可写作 或  ;③在复形(合体)字中,有的构件位置可以移动,例如“好”可写成  或  、“物”可写成  或  ;④因基本构件所表示的事物类属相同或相通,在某些字中可以变换使用,例如“奚”可写作  (从大)或  (从女)、  (从人),“牧”可写作  或  ;⑤有的字可增加形符或声符,例如“  ”作  也作  ,“凤”(借为风)作  也作  ;⑥字有繁体和简体,例如甲子的“子”作  也作  ,“河”作  也作  。这些现象说明,殷商甲骨文时代的汉字构形还处于比较自由、活跃的阶段,异体众多,繁简并用,固然为我们今天的识读带来困难,但这种种字样也为后来汉字的逐步定型提供了优化选择的条件。

  ㈢、合文多。所谓合文也叫合书,就是把两个甚至三个字合拼写在一起只占一个字的位置,例如“祖乙”写作  ,“八十”写作  ,“十五伐”写作  。合文以对先祖先妣的称谓用得最多,其次是有关的数目字。孙海波的《甲骨文编》中列有合文371个。

  ㈣、有少数异字同形的现象。这里所说的异字同形,是指两个完全不同的字在构形上的混同,与字的假借与孳乳无关,比如“山”与“火”都写作  ,“甲”与“七”都写作  等。这大概是由于象形字所象之形本自形体相近,在高度抽象为线条构形的文字符号时,其形体一时难于区分的结果。这种不多见的现象与文字的本质是矛盾的,所以在汉字后来的发展进程中很快得到了纠正。

  ㈤、尚有大量不识之字。有的独体字或合体字中的构件,由于所象之形不明,或是所指之事不显,这些字自然难以辨认;有的合体字虽然构件明确,但很难判定它是会意合成还是会形合成、形义合成、抑或音义合成,因而也很难辨认出它是什么字。再加上这些字在已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出现的次数不多(有的仅一两见),语言环境又不完全,这就更加加深了考释的难度。因此,如何设法考释出这许多未识之字,仍是今后甲骨文研究中的一项基本任务。

 

二、两周金文和籀文

 

  两周(这里指西周和春秋)时代的文字,从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资料看,以金文为最重要。

  所谓金文,是指古代铸(少数是刻)在青铜器物上的文字。上古称青铜为吉金,所以把这种铜器上的铭文叫作金文。由于钟和鼎在两周青铜器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因而过去也有人将金文称作钟鼎文。铸有铭文的先秦青铜器物历代都有所发现,累积至今,已达万件以上,其中大半当属两周之物。

  在青铜器物上铸以文辞,始于商代,盛于两周,延续至秦汉。从宋代开始,即不断有人专门从事这种文字的收集和研究。下面我们着重谈谈两周金文的情况。

  两周时代在时间跨度上长达五百多年,从大量的材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金文在这个时段上明显的发展和变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㈠、西周初期

  西周初期的金文几乎完全沿袭商代晚期金文的风格。如果把这两个时期的铭文拓片混放在一起,单从文字的形态和行款章法上看,是很难找出它们的差异来的。这一时期的金文,其文字构形与殷商甲骨文大体上是一脉相承的,那些由“随体诘诎”的笔道所构成的象形字依然较多,其象形性仍旧较强。由于金文是用型范铸出来的,比较容易保留和体现出毛笔书写的点画形态,因而与甲骨文的刀刻效果有明显不同。西周初期金文与商代金文一样,字的笔画经常出现粗细变化,“并且还包含不少根本不能算作笔道的呈方、圆等形的团块”。以武王时代的著名《利簋》(图2)铭文为例,其中的“王”作  ,“征”作  ,“又”作  ,“金”作  等,最为典型。这种点画风格一直沿习到西周的中期。

  这一时期在铭辞字数上一改商代不超过数十字的短铭习惯,出现了上百字以至数百字的长篇铭文,例如《大盂鼎》即有291字,《小盂鼎》则达四百字左右(部分残 不能确数)。这种在青铜器物铸刻长铭的现象一直延续到战国时代。

  ㈡、西周中后期

  西周的中期和后期,是两周金文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古汉字逐步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这时期的金文与晚商和周初相比,有以下四个方面明显的变化。

  首先,笔画趋向线条化、平直化,字的象形性显著降低。线条化指的是在一个字中笔画粗细悬殊的现象逐渐减少,粗笔变细,与其它笔画相均衡,同时又用线条取代那些呈方形或圆形的团块。例如“又”作  、“金”作  ,不再带有粗笔。平直化指的是原本为表现字形象形性而存留的许多曲折线条大都被拉直,比如“女”只作  ,先前作  的写法已极少出现。一些不相连的笔画被连成一线。随着书写的这种变化,原来象形性还比较强的那部分字也就逐渐失去象形的特征,越来越变得不象形了。从总体上看,文字的构形变得以横、竖、斜三种走向的笔画为主,较为疏朗明快,书写也较为便利了。试比较一下穆王时代的《大盂鼎》和恭王时代的《 盘》两篇铭文便可一目了然。当然,这种变化并未完全彻底,比如  (天)字上端的大圆块,直到西周末期还时有出现。

  第二,文字构形向定型化方向发展。文字构形的定型化,是指在某一时代某一种字体中,字形组合和书写体势具有相对固定的模式,也就是说一个字符只有一种标准的写法。直接影响构形的有诸多方面的因素:基本构件的数量以及各个构件的形态、所置方位、所取朝向等。只有这诸多方面都有了定准,文字的构形才有可能定型化。这一时期的金文在这些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明显进步:形旁之意相同或相通而混用的现象减少了,例如从“  ”与从“木”、从“女”与从“ ”不再经常混用;有更多基本构件的形态趋于固定,例如“水”和“雨”已固定作  和  ;某些构件在字中所处的位置已不再随意改变,例如从“彳”之字其“彳”已固定在字的左侧,从水之字其“水”已固定在字的左侧或下边;一些构件无论是单独成字还是处于合体字中,其朝向已多有定准,“反书”的现象大为减少,例如“方”,不管是独用还是作为字中构件,都只作“  ”而不再作“  ”。另外,异字同形和除数目字之外的合文现象已非常罕见。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金文是朝着定型化方向快速发展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异构依然不少,离真正的定型化还相距很远。

  第三,在书写形式上越来越追求整齐美观。铜器上的铭文除了文辞的特殊作用外,还是器物文饰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器物的形制相结合,共同构成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这一时期铭文文字的大小趋于一致,既注意每个字书写的美观,又注意全篇章法布局的协调、变化和气韵的生动。许多铭文具有很高的书法审美价值。

  第四,形声字大量增加。一是在原有的字形上增加形符或声符,使原来的非形声字变成形声字;一是新造字的绝大多数为形声字,例如《金文篇》食部所收的19个字,除4个甲骨文已有之外,新造的15个字中有13个明显是形声字。

  ㈢、春秋时代

  整个东周时代本应包括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由于战国时代的文字别具特色,下文另作专门讨论,这里只简要介绍春秋时代金文的情况。

  春秋时代周王室衰落,诸候国的势力增强,出现了山东的齐、山西的晋、南方的楚、西方的秦等几个实力雄厚的大国,它们挟天子以令诸候,彼此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霸斗争,同时又分别影响和控制着周围的小国,形成各自不同的势力范围。日久天长,于是在原本就有传统差异的地方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风格不同的区域文化,其在文字上的反映,就是开始出现了文字书写和审美的不同倾向。

  春秋时代的金文,多为诸候列国之物。在春秋初期,各诸候国的金文几乎都沿袭西周晚期金文的体制,从字形的表象上没有明显的区别;到了中后期,不同的风格、特点就比较显著了。最为突出的有下列几种情况:

  ①故意把每个字形都拉长,使整篇铭文呈现出明显取纵势的格局;字中的纵向长画,或有意拉得挺健笔直,或故作委宛屈曲之态,突出刚柔间济的美。

例如:

 

 

      (齐)   (作)   (姜)   (永)   (保)

②在细线条的中段附著“囊肿”状的粗笔为装饰,笔画也扭捏作态,有时还附加上与文字构形无关的陪衬性线条。例如:

 

 

      (正)   (亥)   (王)   (子)   (金)

这种体势的金文,在江淮流域的吴楚诸国的铜器上最为习见。

  ③在字形上加饰鸟形或虫形等,成为一种颇为特殊的美术字体。例如:

 

 

      (玄)   (用)   (王)   (之)   (子)

这种饰以鸟形的字前人称之为鸟书或鸟篆,饰以虫形的称之为虫书或虫篆,也合称为鸟虫书或鸟虫篆,在当时主要流行于楚宋吴越等国,而鸟书又多见于矛、戈等兵器铭文之中。

  以上所说的这些装饰性很强的特殊字体,恐怕也只限用于比较特殊的场合,与平常习用的文字肯定会相差很远。

  春秋时代的金文虽然出现了地域性的差异和带有特殊装饰性的美术体,但是这并不是这个时代金文发展的主流。其地域性的差异不仅晚至中后期才开始有所出现,涉及的地区也不甚广大,而且这种差异还主要是书写风格的不同,在文字构形上的差别尚不明显。至于那种带有特殊装饰性的美术体,在历史上只是一种特殊的书法倾向,并且只出现在少数地区和个别种类的器物上,不是社会广泛通行的习用字体。所以,从总体上考察,春秋时代的金文还是沿着西周金文的发展方向继续前进的。

  下面说一说籀文。

  所谓籀文,也称籀书、大篆,是指《史籀篇》的文字。相传史籀是周宣王时代的史官,他编写了一部教儿童识字的书叫《史籀篇》。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史籀篇》共有十五篇之多,一直流传到汉代(建武时亡佚了六篇)。汉人为了区别当时尚留存的六国古文和秦篆(即小篆)等古文字,便将《史籀篇》中的文字称为籀文。东汉以后,《史籀篇》不知何时已全部亡佚,人们只能知其书名而无法直接目睹其文字的真实面目。直到现在,人们所能间接见到的一小部分籀文,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所移录的二百二十余字。由于许慎在移录这些籀文入《说文》时,只注重字有构形而不注重字的书写体势与风格(他把籀文和古文都用对称与两头尖细的笔法来书写,致使二者无体势风格之不同即是证明),再加上《说文》一书曾经过一些人的修改和不知多少次的辗转传抄,其笔法的失真和形体的 误定然不少。因而《说文》中的籀文已不再是《史籀篇》文字的本来面目。也就不言而喻了。

  籀文究竟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字呢?现在我们可以根据后世出土的大量相关的古文字资料,并通过与《说文》所录籀文作构形比较来推测。

  《说文》中的籀文大都可以从周宣王及其前后时代的古文字资料中找到相应的形体,例如:员、秦、则、迟、 、迹、商、 、 、嗌、归、訇、祺、童、 、农等等(字形均见下页附表)。当然,在两      小篆    籀文    甲文    西周金文

  员

  秦

  则

  

  

  迹

  商

  

 

  嗌

  

  訇

 

 

三、战国文字

 

  战国文字是对战国时代周王室和各诸候国所有品类文字的统称。它不像甲骨文、金文那样是对某一种特殊品类文字的专指,也不像小篆、楷书那样是对某一种定型字体的专称。战国文字的品类很多,有用毛笔写在竹简上的简册文、写在缯帛上的帛书、写在玉片上的盟书等墨迹,有铸(或刻)在铜、铁器物上的铭文(图5)、符节文和货布文,有刻于石上的石刻文(如著名的石鼓文、诅楚文、行气玉铭等),有镌在公私印章上的玺印文,等等。这些大都是见于出土文物上的战国文字的真迹。此外,许慎《说文解字》中所收的古文、三体石经中的古文、郭忠恕《汗简》中所收的古文等,也大都是当时人们所见到并笔录于典籍中的战国文字。战国文字的材料众多,字体也极为异样,因而无论哪一种附著物上的文字式样,都不能代表这一时期的所有文字,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字不能像商代甲骨文、西周金文那样以其附著物来命名,只好以时代来标称,统称为战国文字。

  战国文字最突出的特点是形体歧异多。由于群雄割据,“诸候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说文解字·叙),再加上连年战争,诸事急迫,被御用的文化人也不能像西周大一统天下时那样从容不迫地精心制作,于是写字作书每每越出常轨,任意省改,草率从事而求急就,只要在本地区的范围内能够通行就行了,因此急剧扩大和加快了春秋末期文字的地域性差异,造成了严重的“文字异形”的局面。

 

同一个字不仅在不同的国度或地区构形有歧异,就是在同一国度或地区不同书写者的手下也每有不同。

  战国文字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许多字的形体变化无规律可寻。由于这一时期文字书写的随意性过大,使许多字的构形大大超出了汉字由商代甲骨文到西周金文再到春秋金文的形体演变中所形成一般常规,出现了大量无规律可范、无道理可讲的形变。上列表中将“马”写作 、将“安”写作 、将“者”写作 等等,即是典型的例子。正因如此,这些形变后的字,其构形理据也随之丧失。战国文字难以释读的主要原因正在于此。

  另外,战国文字的简化倾向也十分明显,特别是东方六国的文字,大都欢喜采用笔划少的简体,形体非常繁缛的字很少使用。所以战国文字在汉字形体演变的过程中,是一个简化大大多于繁化的阶段。

  战国时代的文字虽然歧异纷呈、千恣百态,但是其间的正体并没有超出古文字体系的范畴。特别是这一时期的西方秦国文字,还比较全面地继承了西周文字的传统。所以从总体主流上看,战国文字还是上承商代甲骨文、西周金文,下启小篆、古隶的。少数金石重器上的铭文,依然存留着西周金文的遗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战国文字多歧异的特点,还从反面促进了秦代对文字的统一和改革,也为后来汉字形体的突变──隶变准备了条件。战国时期的一些竹帛文已有隶书笔势的滥觞,秦代与小篆同时流行的古隶(秦隶)与之一脉相承。

  在品式多样的战国文字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秦国的石鼓文(附图4)。所谓石鼓文,是十个石鼓上的石刻文字。它出土于唐代,至今还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石鼓文的结构端庄严谨,大小一致,笔道的走向和疏密正斜的排布都有极严格的法度;偏旁部首的写法和位置也都基本固定了。笔道形态完全是藏头护尾、粗细等匀的“玉箸”线条,字体十分规范。除少数字的笔划比小篆繁缛外,许多字的写法已与小篆差别不大或没有差别了(例如滔、不、具等字)。从石鼓的体势、章法、格调,以至一些字的具体写法来看,上与周宣王时代的《虢季子白盘》等铭文相接,下与秦始皇时代的《泰山刻石》、《峄山刻石》(图7)等石刻文字相通,极其明显地显示出它是汉字由西周金文演变为秦代小篆的过渡桥梁,是战国文字中最能继承西周金文传统的一派。同时也可以看出,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而制定小篆时,正是以这一派字体为基础的,所谓“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的“秦文”,无疑是指石鼓文一派的正统文字。

 

 

 

第三节  小篆和《说文解字》

 

  小篆也称秦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实行“书同文”政策时颁行的标准字体。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为了尽快改变战国时代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是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李斯等人在统一六国文字时做了三件事:第一,以秦国原有的文字作为统一的标准,首先“罢”(扬弃、废除)掉一切与秦文不同的六国俗体、异构,只保留其中与秦文一致的部分;第二,拟订出统一的标准字样;第三,写出定型后的标准字样广布天下。李斯等人在拟订统一的标准字体时,不可能抛开秦国现实的文字而不顾,却去搬用五六百年前的史籀大篆来作标定国家文字的根据,而创作新的字体。如果用这种复古的作法来拟订新字体,无论怎样省改,总会有时代的差距而脱离现实,不仅东方六国的人不易辨识,就是秦人自己恐怕也难于适应。聪明的李斯能做这等蠢事?从现在已有的文物资料看,秦始皇所颁行的这种小篆,其中的多数早已在秦国存在并广泛使用。比如著名的石鼓文、诅楚文、商鞅方升铭文、新 虎符铭文等(均为战国时代的秦文),都大量存在与小篆相同的字,尤其是后二者,几乎完全就是小篆了。这就有力地证明李斯等人在拟订统一字体的时候,不是“皆取史籀大篆,或颇加省改”,而应该是“皆取现实秦文,或颇加省改”,进行一番整理与加工,使之更为定型化、标准化,以便于推行。许慎之所以要说是“皆取史籀大篆”,推其情由大致有二:一是战国时期的秦文确实是较好地继承了西周金文的传统;二是为了抬高小篆的身价,因为他的《说文解字》是以小篆为正篆来加以分析研究的。

  小篆的特点主要有四。首先,它比较全面地保留了汉字的构形理据。前文说过,在战国文字多歧异的时代,秦国文字就较好地继承着西周金文的传统。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李斯等人标订小篆时又以本国文字为蓝本并参以西周的正统文字籀文,所以小篆作为正体古文字的终结,能较为全面而系统地保持住汉字寓义于构形的本质特征。其次是固定了偏旁部首的写法和位置。在小篆中,不管偏旁部首在什么位置上,其写法一律相同,不得增减笔划或变化构形;偏旁部首的位置一经确定,便不允许随意移易,如福字,不能再将“示”移置右边。第三,字的书写形式上要求整齐划一。笔划不论横竖曲直,一律用粗细等匀的线条,字的结构取内聚环抱之势,笔划分布均衡匀称,甚至连字的大小也要相同。这样一来,古汉字中那些“画成其物”的象形字就被高度抽象化、线条化和符号化了。第四,形声字大量增加。不少原为象形、会意字的,增加了形符或声符而变成了形声字(如 、 ),或者干脆另造形声字来取代原有的象形字、会意字(如沫、 )。至于小篆时代新增加的字,则绝大多数为形声字。所以《说文解字》所收的9353个字,百分之八十是形声字。

  秦始皇利用政权的力量推行小篆,对古汉字形体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理、加工和改造,第一次使官方正式字体实现了标准化、规范化,很快结束了长期以来汉字异构丛生、形体杂乱的局面,这对增强汉字的社会职能,对增进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对促进文化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极为有益而功不可灭的。

  秦代虽然用小篆统一并规范了国家的正体文字,但是小篆并没有摆脱古文字线条诘诎繁复、体势严密拘束的格局,很不便于书写。所以秦在推行小篆的时候,社会上的日常用字却在广泛地流行“解散篆体”的古隶。汉兴而承秦制,古隶更得以快速发展,普遍应用,进而取代了小篆的正统地位。汉字经过秦汉之际的隶变,其构形在不同层面上发生了诸多方面的选择,体势与笔法也大为改观。习之既久, 人们对寓义于形的特征已逐渐淡漠,已不能明了文字构形的真谛。到东汉时代的许慎,他有感于当时“虽有尉律而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的对文字教学的不重视;不满于士大夫对研究出土古文字“大共非訾”的轻侮和他们“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

世”的无知狂妄;更愤恨于某些今文经学家据当时隶体猥说文字而用“野言”曲解儒家经典的不可容忍的行为。于是呕心沥血地对汉字进行全面而系统地深入研究,博采通人之说,积时22年,终于完成了汉字学史上第一部伟大的著作──《说文解字》。

  许慎在《说文》中,首创540部首,并依据“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的原则,将所收录的9353字及重文1193字分别部居,据形系联起来加以说解,从一定的层面上创造性地揭示出了汉字内在的构形体系。许慎还对汉字的造字原则和方法作了总结,给传统的六书进行了较为明确的界定,并把它运用于说解文字的实践。因此,是许慎通过他的《说文》凿破鸿蒙,第一次给人们提供了一整套分析和解释汉字的科学方法。

  许慎作《说文》,选定小篆为正篆,全书除了极少数的字用籀文或古文作字头外,其余均用小篆作字头来析形释义。因而在这部字书中,不但储存了上古大量的语言和文化的信息,而且还集中地保存了秦汉两代小篆的字形材料。近年汉语大字典字形组的一批专家几乎查遍了所有现存的文字资料,才找到秦、汉、魏、晋这四个时代具有小篆或隶书字形的单字5400多个,编成《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一书。他们找到的这个字数,“与《说文》字头的总数相比,只达到十分之六。”而在这十分之六中还有一大部分只有隶体(古隶或汉隶)而无篆体。由此可见《说文》收字之广和保留小篆字形之多!如果没有《说文》这个宝库,秦汉时代的几千个小篆字形后人便无处可觅!我们知道,小篆是研究古文字与今文字的过渡桥梁。《说文》为后人所保留下来的九千三百多个小篆字形,无论是对古文字的研究考释,还是对今文字的整理、规范,过去已经起过、现今正在起着、将来也必定会继续起到重要的作用。

  《说文》中的小篆字形,有一些与出土的秦汉文字材料上的小篆字形有所不同,比如斗、升、欠、戎等字。

  《说文》作  、  、  、

  出土文字作  、  、  、

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说文》中的小篆形体已形成了一个严密而有规律的构形系统,可见许慎在作书时并非每个字都缘本照录,对某些字很可能依据某种原则作了局部的整理和修改,以便适合体系的需要。其次,许慎当年依据的材料与我们今天见到的材料可能有所不同;第三,《说文》在经他人妄改和历代辗转传抄的过程中造成了个别字的 误。那些不能纳入系统的字最有可能是这种情况。所以在没有找到充分证据时,不能仅凭这一表面现象就轻率下个“说文小篆不可靠”的结论。

 

第四节  汉代以后的今文字

 

一、隶书

 

  隶书是秦汉时代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以点画结构逐渐取代篆书的线条结构而形成的一种新字体。古文字即便是经过整理规范的小篆,其形多由曲屈回环的线条所构成,极不便于书写,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人们不得不突破旧有字体的束缚而寻求一种便捷的新体。这种新体便是隶书。许慎在《说文·叙》中说:在秦始皇推行小篆的时候,“大发隶卒,兴役戌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晋代卫恒在《四体书势》中也说:“秦既作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相传这种隶书字体是当时一个名叫程邈的人创造出来的。程邈因得罪下狱,在狱中对小篆进行改革而创造了一种新字体,始皇对此很欣赏,给他免罪升官,于是把他拟定的字体称为“隶书”。其实,据现在已出土的文字资料看来,在秦始皇推行小篆之前,民间早已有隶书的萌芽,即便程邈真有其人其事,他也不过是做了些收集、整理和加工的工作罢了。秦王朝在推行小篆的同时,为了“以趋约易”,确实是大量使用了隶书,一九七五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大量秦简就是最好的证明(见图8)。

  隶书在它的演变过程中,其文字构形和笔道(点画)形态是有很大变化的。在初创阶段,构形多因袭篆书而小 ,多数字尚带有浓厚的篆书意味,点画用笔的特点也不很突出,尤其是波磔不明显。例如:

     其   券   节   典   刚   老

小篆

秦隶

后来经过长期的使用,特别是经过汉代文化人的加工、改造和美化,隶书才从根本上改变了篆书的构形和笔道形态,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新字体(见图9、10)。后人称初创阶段的隶书为古隶或秦隶,称成熟阶段的隶书为汉隶。汉隶是汉代官方的正式字体。一般所谓隶书,主要是指汉隶。

  下面我们用成熟阶段的汉隶与小篆相比较,说说隶书对篆书的改造,从中也可以看到隶书的特点。隶书对篆书的改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⑴、在书写笔法上用不同形态的点画取代篆书的单一线条,并变圆曲为方直,从而解散篆体,彻底抛弃小篆所残留的象形意味,形成一种以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从右上到左下、从左上到右下为主要运笔方向的笔势习惯。这样造就出来的字体既疏朗明快,又书写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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