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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清楚

    1966年男32岁U市C县某中学语文教师

    我天生有种上当受骗的素质――小时候就有过自杀的念头――祖祖辈辈留给我的两个字――喊着喊着真情绪来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大"菜单"――两个弟弟被我连累死了――这《家训》上依然没有一句话能说清楚

    我是个悲剧性格,就是说性格决定我这个人必然走向悲剧,因为我天生有一种上当受骗的素质。更可悲的是,明明知道自己受骗了,还说不清楚,咋回事呢?因此我常常陷入痛苦,自己和自己找别扭。我恨我的性格,却又无法摆脱。为这个,我很小时候就有过自杀的念头。

    小时候,一次,我看嫂子很辛苦,给她挑水。那时我多高?水桶上不是一个钩儿、两个环儿吗?我挑起来,水桶底将将就就不蹭地面。两桶水压得我膀子生疼,走起来趔趔趄趄;我必须穿过邻人家的堂屋才能到我嫂子房前。我摇摇晃晃走过那家时,他们大人就上来说:

    "二兄弟真能干,还抓时候给我们挑水,快接着,接着……。"

    说着提过水桶,把水倒进他们缸里。

    我呢?傻站着。不好意思说:"我不是给你们挑的。"照我们地方的土话说,这叫面矮。可是,我心里明白――他们使这法子占我便宜。明白为什么不说呢?这话多平凡、多普通,怎么就说不出来呢?但我当时就是没这种语言。多少年后想起这事,我不恨他们,恨我自己。这就是那种上当受骗的素质吧!以后我在政治上吃亏,受挫折、委屈,也是缺少这么……这么一种概念,一种语言,一份脑子?究竟缺什么,我说不清楚。

    这是我第一次上当,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说不清楚。

    我们村头停辆独轮车,一边架一个筐,卖甜瓜。围了一些人买甜瓜吃,

    甜瓜五分钱一个,我交了五分钱一张票子,买一个,站一边吃。正吃着,卖甜瓜的说:"小核桃(我小名叫小核桃),你吃瓜交钱了吗?"大概他没记住我交钱了。

    我说我交了。卖甜瓜的指指钱盒子里的票于说:"哪张是你的。"

    盒子里都是五分钱的票子,我看一张像我交的,就指着这张说:"这一张。"

    不料旁边一个吃瓜的人说:"这是俺交的。"

    我就懵了。一急,只觉得满盒子的钱都一个样儿,便随便又指一张说:"这张。"

    要命的是,另一个买瓜的人说:"这是俺交的呀,中间还有个裂口,你这孩子咋瞎赖账呢。"

    这时我就把自己放在诈骗人的位置上了。卖瓜的、买瓜的、吃瓜的,一起指责我,我说不出话来,好像我真的骗瓜吃,脸烧得慌。

    有个同村的老婆子,人挺慈善,我叫她三奶奶。她说话了:"你这卖瓜的,咋不依不饶呢,谁家孩子不想吃个甜瓜?兴许大人不给钱,吃个瓜算啥,瞧你把人家孩子说的!"

    这同情――更糟!反把我的"诈骗"肯定得更结实了,定案了。同情也糟蹋人呢。

    当时我只觉得委屈,倒没想到名声什么的。过几年,一个邻居跟我母亲吵架,骂道:"你们这家人,吃甜瓜都不给钱。"我才知道自己一直背着这恶名。我气得原地直蹦,不住地一声声"呵、呵"地叫,就是说不清楚。急得我一头朝井台撞去,要不是嫂子一把抓住我那时就完了。这便是我前头说的,我小时候就有自杀的念头。就为了这个说不清楚。

    再说一件事。

    秋天里我背个筐从小河沟路过,看见水里忽悠悠打浑儿,知道水里有东西,便撂了筐,脱鞋下水一摸,是个螃蟹。小孩子治不住这家伙,一逮它就一夹我。这会儿赶车的李大头路过,我说:"有个磅蟹!"他说:"你别动,我来!"停了车,下水一抓就抓上来。他提着大活螃蟹笑呵呵说:"拿它下酒了!"上车就走了。

    我当时什么也没想,也是没这个概念,没这种语言――"我发现的,应该是我的!"乡下孩子就这么简单,眼里没坏人,可是多少年后想起这事,我很生气,这不是欺侮一个孩子吗?我对李大头有了认识……可是总觉得这里边还有更深的东西,是啥东西?我还是说不清楚。但小孩子是不能骗的,你要是骗了他,等他长大一旦明白过来,你要付出代价的。这代价不见得是报复,而是你在他心里毁灭了。这比你死了还糟!

    祖祖辈辈留给我灵魂里的东西太多也太少。找来找去只有两个字,但这两个字几乎把我的灵魂占满。它就是:忍和善。

    什么是忍呢?忍字是心字上边一把刀。刀插你心上还不吭声,就是忍。善呢?祖辈说善是人的天性。

    后来我发现:忍宇很顽固,直到今天我也扔不掉它。善,很软弱,有了变化,相反的东西从我身上冒出来了。我清楚地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时我十几岁,跑到镇上去玩。空场上搭个大戏台,像要唱戏。下边卖炸豆腐的、串糖葫芦的、烤山芋的啥都有。后来机关单位成群结队地来,闹个拉歌,这边唱段《团结就是力量》,那边就唱段《嘿啦啦啦》。镇长一上台,气氛就变了。他头戴小毡帽,身穿小棉袍,讲话像喊,一句一弯腰。我忽然瞧见一边空地上埋着孤零零五根木桩子,旁边的告我说,这是预备枪毙人时绑人用的。我马上想到农村流传的一本书――《玉历宝钞》上边画的小鬼绑人的木桩子,把人绑上,再把舌头拉出来割掉――我心里就特别恐怖。

    不会儿,大马车把罪犯运来。五花大绑,后背插着令箭形状的大签子,上头用墨笔写上名字,再用红笔点个点儿;也许是画条杠或打个十叉,看不清楚,只觉得血红血红的一块,头一次感到红色恐怖,后来文革搞红海洋叫我心里打激灵,那感觉就是从这时候埋下的。当把这些罪犯拉下车时,个个大白脸,眉毛眼睛出奇的黑,大概叫白脸比的。顿时吓得满场小孩子们乱跑,喊爹叫妈。也许这些犯人罪恶累累,该枪毙。可是我挺同情这些人,大概出于小孩子的善性。尤其一个上台控诉的小伙子解下皮带抽得他们个个满脸鲜血时,我更觉得他们可怜。但随着这小伙子一下下抽,全场响起一声声喊打,声音愈来愈大,愈齐,愈鼓动人心。拳头一齐向前挥,身子一齐向前倾,上千人都一个姿势。我不知不觉也跟着挥拳喊打,打!打!打!喊着喊着,真情绪来了,仇恨来了。一时热血沸腾,义愤填膺。

    后来反胡风时,一搞大批判,我真恨胡风;听说胡风被抓起来,我又有点同情他。每次运动都这样,只要大批判,恨劲就来,都是真情绪;只要一斗人,又同情,总这么反反复复,你说这是咋回事,我说不很清楚。

    我被打成右派的事,更难说清楚。这原因太简单,甚至太无聊。那时我上大学一年级。鸣放时,同学们揭发说有个工友人特别好,但后勤主任霸道,丢了东西说他偷的,一天这工友不见了,原来自杀了。学生闹着要给这工友开追悼会。我首先表示同意,一个好人被逼死,为他伸冤呗!其实我根本不认识这工友,他是我入学前一年自杀的,这是我的一种善性,或是一种见义勇为吧!但党小组不同意,意见发生分歧。没过些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工人阶级说话了!》,开始反右。就为这事,把我弄成个右派。对,就这么简单,无聊。可是它成了我几十年家破人亡的祸根、祸源。

    我不想说当右派这二十多年肉体的苦。扛大麻袋,做苦工,挨揍,不算什么。精神折磨远比肉体折磨难受得多。比如说,我在校三年没有玩笑。没玩笑的生活是什么滋味,你尝过吗?人特别需要玩笑,没有玩笑,人的关系都处不好。在食堂大家排队买饭时,说说笑笑,插科打浑,你奚落奚落我,我奚落奚落你,多好!可是人家一看你右派,脸上的肌肉沉下来。有时我特别想奚落奚落别人,也特别想有别人奚落奚落我,但不行。没人敢这么对我,我也更不敢这么对人家。不被人奚落,反而是一个人失去自己权利,包括自尊心和尊严的表现,你能体会到吗?你说这痛苦有多深!

    没人理我,我便爱上小说。小说里的人物可不管你是不是右派,你自言自语地奚落这些人物全没关系。那时的小说大多写好人好事,现在看就很浅薄了,可当时看还挺振奋人心。一天晚自习,我看小说入了迷,完全忘记自己是右派了。支部书记来了,他有事要对同学们传达,就忽然吼一嗓子:"右派分子全滚出去!"听他一吼,我才清醒自已是谁。我们几个右派学生赶紧退出教室,叽哩咕噜的,那份狼狈,那份慌张,那种对人的伤害……说到对人的伤害,这是现在的认识。当时并不觉得,好像自己天经地义就是右派,就是人下人,三等公民,慌慌张张滚出教室时,就像自己撵自己一样。

    在我们这些右派学生之间,开始处得还好,同命相怜吧!但人们总伤害这些人,渐渐我们互相也不尊重了,甚至对自己也放松了。学习对对付付,穿戴邋邋遢遢,说话骂骂咧咧,都不在乎。我们打扫厕所,人家进来拉完尿完扬长而去,你就得给人家弄屎弄尿,还拿自己当回事儿?我特别能理解犯人之间为什么爱打架。

    我不想说他们怎么折磨我,可我想问,我知道自己怎么狠起来的,但他们究竟都是怎么狠起来的,他们自己也知道吗?他们刚生下来总不会这么狠吧。我料他们说不清楚。

    我有个内疚必须告诉你――

    为了我这个右派,还搭上我两个弟弟。我们哥儿五个,死的这两个是三弟和四弟。先说我三弟。

    我后悔本该把右派这事告诉他。我校打成右派那年放寒假回来过年,背着个右派心里不是滋味。你想,我家就出我这一个大学生,家里人待我分外的好,愈待我好,我就愈不敢告诉他们;憋不住时就偷偷告我弟弟了。我弟弟脾气很拗,又楞头楞脑,用我们地方的土话说,叫"恶冲"。他是县供销社的营业员。他听了后情绪不好,以后就总找茬跟领导打架。领导说:"我要也把你打成右派。"我弟弟说:"我不信。"这就抓他几句落后话,真的给他弄个右派。

    他才十八岁呀。你现在找个十八岁的,啥样呀?比大人还灵。可那时十八岁跟小孩子差不多。一打他,他更上劲了。就跟另外几个也定成右派的年轻人闲话时说,咱没好了,弄条小船跑走吧。这几句话叫人告发了,给揪出来,天天跪在供销社的桌上大伙斗,脑袋上顶个大灯泡烤得哗哗流汗。后来叫公安局五花大绑捆走了,说他"投敌叛国罪"。啥罪?小孩子们扯淡呗!那小船跑到渤海里,一个浪头咋还不掀翻了?再说汪洋大侮,他们知道往哪儿跑?说说泄气吧。

    我一想三弟被五花大绑捆走时那形象,就特别受不了。虽然我根本役看见这一幕,但我能想象出当时那形象。我很明白,就是因为我把右派的事告诉他,才糟蹋了他!直到他死,我也没见他一面。

    六0年,我被分配到县里一所小学教书。那时三弟正关在监狱里,还没判刑。我不能去看他,我是右派,他是反革命,见了面更糟,互相都会罪加一等。一天母亲闹牙,我接她到县医院治牙,在县城正吃午饭当口,忽然一位本家叔叔从村里骑自行车赶来说:

    "你弟弟回来了。"

    我心里一亮,这可是好事呀,放回来了。我母亲却突然脸色剧地变了,说:"死了,快回去!"她可真不简单,一个农村老太婆昨有这种判断力?我当时还疑惑着,给了本家叔叔几角钱,半斤粮票谢谢他,这在那时也就很可以了。先把我母亲送上火车,回校请了假,也赶紧往家赶。到了家……兄弟的尸体停在床板上。脑袋像个小骷髅,认了几眼,才认出他的模样……

    听说他是早晨九点钟,给监狱用驴车运回来的。上边盖条破被子,下边垫些稻草,两脚露在外边。身上大棉裤原本是母亲特意给他做的,往上齐胸口,往下盖脚面,,特别长;棉花一层层絮得挺厚,怕他冻着。可是棉裤叫人换了,竟是条小孩棉裤!底下露半截小腿,又抻不上去,露着屁股,三九天,咋不冻死。据说抬进家时还有口气,我弟妹说:"你有啥事,跟家里人说说。"喂他口热水,可他水没咽下去,就咽气了。

    我母亲告我,她按了按我兄弟肚子,里头竟是脊梁骨,硬的。那么肠子、胃、肚于里那些东西都到哪儿去了呢?破毛衣上沾些高梁壳,还有红土面子,红土面子又是干啥用的呢?

    对了,我又想起件事,也是我终身遗憾。终身无法挽回的内疚!

    我父亲还从我兄弟尸体身上,发现一封信贴在肚皮上。这封信写得真是太好了,任何作家都想不出来。要说文学性,也是最高的。恐伯连托尔斯泰、曹雪芹他们也写不出来。这封信是写给他老婆桂英的。你听,他是这样写的――

    桂英:我实在饿坏了,快给我送点吃的来吧!我要馒头、大米饭、菜团子、大饼卷油条、肉包子、炸酱面、炸鱼、炸虾、炸果仁、煮螃蟹、炖肉、炒鸡蛋、烧豆腐、锅贴、饺子、糖包子、炒虾仁、爆肝尖、葱爆肉、酱牛肉、猪头肉、涮羊肉、回锅肉、麻花、炖鸡、炖鸭子、炖肘子、独面巾、炒肉片、煎饼、烩饼、烩大肠、红烧羊肉、红烧牛肉、红烧猪肉、红烧鸭子……如果没有,提两个糖饽饽来也行。快点吧!快点吧!求求你了!

    下边写着他的名字。五六十样一个大菜单!你能想象出他当时是个啥情况?如今到饭馆吃饭我决不看菜单,菜单好像就是我兄弟的死亡讣告。有一次一个朋友情我吃饭,拿菜单叫我点菜,我忽然发神经似地对他说:"你要叫我看菜单,我就不吃了。"-弄得他莫名其妙。

    说到我的内疚是,我弟弟关在监狱时,我母亲每次探监,都给他弄点吃的送去。我心里还有点不愿意,心想监狱里还能把人饿死,那时正是三年度荒,家里舔锅舔盆,总这么送一家老小咋办?虽然我没拦过我母亲,我也从来没把这意思说出来,可我心里有这个想法。看到这封信,我内疚极了。我要知道他落到这一步,饿死我也得叫他吃饱。有这个想法也是对不住我那死去的兄弟呵,是我害的他呀。

    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我父亲念这封信时的情景。我兄弟的尸体被移到炕上,我坐在炕这头,我母亲、桂英,还有两弟弟站在我身边;我父亲在炕那头,蹲在地上,扒着炕沿,炕沿上放一盏小油灯。我父亲把那信上写的吃的东西一样一样念出来时,我的心快成粉末了。我父亲念过,便把这信用灯火引着烧了,然后脑袋顶着炕沿,肩膀猛烈向上一耸一耸,好像哪儿在疼,却不吭声。我们只掉泪,都一声不吭。咋屈死一个人连声儿也不吭呢?咋就能这么忍受呢?你说?

    我哥哥在另一个县公安局做事,他打听到我兄弟在监狱里每天只给一碗高梁饭吃,然后像牲口一样套上,用鞭子打,拉石头碾子,轧一种红土面子,这就弄清楚我兄弟身上沾的高梁壳和红土面子是咋回事了。轧红土面子干啥用不知道,但知道我兄弟是给连打带饿折腾死的。我哥哥告了那监狱的看守长,非但没告动人家,文革一来,就说他为反革命家属翻案,挨整,挨斗,被清洗了。我家的祸事一个连着一个,我是灾难的总根子。但是我父母,这些兄弟们,从来没一个人怨怪过我,哪怕一句什么话都没露过。他们愈不怪我,我愈内疚。有时我想,他们为啥不怨怪我?是不是也忍了?

    咱受得了别人叫自己忍的,却受不了自己叫别人去忍。

    忍,是祖祖辈辈教给我的第一条生存法则,但又是谁教给祖祖辈辈的呢?它是哪个祖宗发明出来才一辈一辈传下来的?究竟从哪个时候开始忍的呢?我问过一个历史学家,他笑我,好像我这个问题没有学术价值,太无知。我说,你们的工作难道就是搬来搬去折腾那些死遗产,为什么不研究研究压抑我们民族几千年这个致命的活东西?

    要谈说不清楚,这是最大的说不清楚了。

    再说我另一个弟弟,四弟。

    那时家里太穷,一个壮劳力,好年头才一角五、六,欠年只有七、八分钱。我这兄弟就偷着拾点杂禾卖。人民公社化嘛,地上一根草也属于公社大队的。这就说他偷。大队干部叫他背着这小捆柴禾游街。为啥这么整治他,还不是因为他哥是右派。但他这么穷怎么娶得起老婆?又去偷了,跑到白石庄,从生产队房顶上偷了一捆扫帚拿到市里去卖。他人特别老实,偷东西卖时,眼神儿不对,城市里的人精明,扣住他一问就傻,再一吓唬就供出来了。这便给转到公社派出所扣起来,没扣上三天,他弄开窗户跑了。跑了一个小偷人家也没当回事,可过两天,有人发现他在铁道旁的沟里躺着,身子硬梆梆,上边爬好多蚂蚁虫子,人死了。有人说他想卧轨,叫火车挂的;也有人猜他想跳上火车躲到外边去,不小心让火车撞死的。我心里明白,他并不想跑,而是想死。家里穷得掉面,哥哥是右派,自己再弄个小偷,甭说娶老婆,活着都抬不起脸来,跟父母又怎么交待?只有一死。可是他身上竟然没有外伤,奇怪!火车轧的或撞的总得有伤呀,这也是件说不清楚的事。什么?请法医来验伤。你说得轻巧,那时我们这种人家死个人像死条狗,谁还管验尸,反正死了,刨个坑埋了。

    这样,我两个弟弟都叫我连累死。死了还背着罪名:一个反革命,一个盗窃分子。我父母便有三个坏儿子:一个反革命,一个小盗,一个右派。你说我这是个什么家?

    "文革"初,学校党支部叫我向毛主席说实话,请罪,老实交待问题,不应该隐瞒。我想来想去想出个问题:一次给学生批改作文时,写一句"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笔误了,写成"用毛泽东思想批判毛泽东思想。"这同学拿着作文来找我说:"老师,你写错了。"我吓了一身冷汗,赶紧改过。幸亏这孩子老实,没给我告密。

    我就把这件事对党支部老实交待了,向毛主席认罪呀。

    其实我不说谁也不知道,他们并不掌握这问题。你说我这人咋回事?又没人给我压力,咋我偏要说呢?我还信任他们吗?我还嫌自己不倒霉吗?放在心里犯嘀咕吗?天生-种贱性吗……我说不清楚为什么非说出它来不可。我总怀疑,有种悲剧性的东西潜伏在我血液里。我有血液病。

    这样,我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狗胆包天反对毛主席。批我,打我,打得我受不了时,我跑回村躲起来。后来两派大联合又派人把我逮回学校接着批斗。咱不说肉体的痛苦吧,说那些没用。肉体的苦一不疼就忘了,心里的苦你忘不掉也弄不走它。因头很多苦你并不知道咋回事,更说不清楚。如果一天你能把它清楚地说出来时,就不再觉得苦了。痛苦就因为你没能力说清楚它。

    七六年大地震中,我们一个县全震垮了。火车不通,我跑了几十里路赶到家,已经一片废墟混着无数死尸。死人都是我乡亲,个个全认得。老天爷、土地爷、城隍爷这些老百姓造的神仙待我家特别优待,没收走我家一个人,全都死里逃生,在村外野地里搭个棚子不知为了活着还是等死。那会儿最难办的是找不到东西吃。大队用大喇叭招呼:

    "贫下中农同志们,现在都到大队来领救济物资!"

    救济物资只有些饼干。人们都去了,但大队说救济饼干只发绘贫下中农,像我们这种有问题的人没份儿。我老婆去了被顶回来。人们走回来时,瞧瞧他们的表情吧。贫下中农两手捧着饼干,脸上那种优越感呀!而我们这种人不声不响,垂头丧气的样子!就这点东西就明显地把人分成两个阶层……那些有饼干吃的乡亲决不会让给你一点儿,你就像条狗蹲在一边。可是他们也不当着你的面吃。你说这为了啥?因为怕你看着馋会向他要?因为自己独吃心里过意不去?还是怕忍不住时分给你一点儿,叫大队干部发现了挨说?说不清楚。这比饿更难受!

    我就去扒自己家的废墟找吃的东西。扒来扒去忽然扒出一样东西,石膏做的毛主席像,那时家家都有这么一个。村里有个孩子扒他被砸在乱砖下的妈妈时,先把毛主席像抢救出来再扒他妈,这事受到全公社表扬。可是我这尊像砸残了,掉了一个耳朵,左边的。怎么办?我犯愁了。我就把这毛主席像放在砖上,对着他说:

    "老人家!您说我拿您怎么办?我一家人没吃没住,把您供在哪儿呢?您又掉个耳朵,要是他们说是我故意敲的,我一家人不就更惨了吗?您呀,您说我咋办呀?"

    我想个贼大胆的办法,先把它藏起来,再在废墟里挖个很深的坑。当天黄昏,我四处侦察,看好那片废墟一个人也没有,我就钻进乱砖堆里,把它悄悄埋了起来。这要叫别人发现更是个掉脑袋的罪呀!我是不是犯罪呀?当夜,我吓醒了,一连多少天犯心跳。事后还总后悔,恨自己不该做这件事。很长时间这种犯罪感沉重地压着我。

    我这个人呀。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文革完了,我右派的问题了结之后,我便为三弟平反的事到处奔波。我不能叫他亡魂总背着那罪名,也为了平息一下自己心中对他很深的内疚。但这事被推来推去,我跑了三年,加起来不下一万里路,可这件事谁也对我不说清楚。不是"说不清楚",而是"不说清楚"。特别是有个细节――

    我兄弟被奄奄一息送回家时,是六0年一月十五日早晨九点钟。但"逮捕通知书"上写的日期也是一月十五日,还注着一句"因病暂缓执行"。

    按这句话说,应该是一月十五日检察院通知公安局,局长签字后再去监狱执行逮捕,一看我兄弟病危才决定"因病暂缓执行",再把我弟弟弄上车往我家里送,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可是我兄弟是早晨九点钟送到家的,按路程,最晚八点钟就得从监狱抬上驴车,中间没有时间办手续呀!这两件事怎么可能同时发生呢?

    大概文革完了,谁也不愿对那段历史负责,能说清楚也不愿说清楚了。至今我仍然是这样两个弟弟:一个反革命,一个盗窃分子,而且早成鬼了。那年月,拿活人都不当回事,拿死人就更不当一回事了。我母亲是病死的,死因当然也有抑郁成疾的原故。这一切都因为我,我自己却被平反落得一个好结局。你想我能活得轻松吗?内疚这东西很顽固,它呆在心里,随时都会翻腾起来折磨你。谁也不会知道我活得有多累……

    我想写个《家训》,留给我的子女。

    我的《家训》依旧没有一句能讲清楚的话,只是把这些终身难忘的事告诉他们,把这些百思不解的问号留给他们。现在的年轻人毕竟比我们一代人有脑子。如果他们能说清楚这一切,将来就不会再遭罪。如果他们不去搞清楚,难免还会重复我的经历:吃哑巴亏,上糊涂当,等着挨折腾。依旧是悲剧性格,还要走向悲剧,甚至走向悲剧的深渊。

    ***是性格悲剧,还是悲剧挑选的这种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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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个人的十年介绍:

《一百个人的十年》著名作家冯骥才以100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显现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真相。二十世纪历史将以最沉重的笔墨,记载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冯骥才以二十世纪历史将以最沉重的笔墨,记载这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凡是这两大劫难的亲身经历者,都在努力忘却它,又无法忘却它。文学家与史学家有各自不同的记载方式:史学家偏重于灾难的史实;文学家偏重于受难者的心灵。本书作者试图以一百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显现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的真相。 一百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显现那场劫难的真相。 作家冯骥才通过广泛的社会调查,披阅十载,将一代中国人的心灵记忆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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